關于我國當代人口遷移的(Z)新調查報告

湖南市場研究發現中國的經濟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前三十年支撐起中國經濟的很大一部分低端制造業在可預見的將來應該會被初級的服務業所取代，而能夠聚集起服務業的，為其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和市場空間的，只有大型或者超大型的城市群?？辞辶巳说牧鲃于厔?，就能找準財富的聚集趨勢。

今天湖南市場調查公司帶來這篇中信建投的報告，他們借助BAT帶來的互聯網大數據，把全國各個省市區域人口流動的脈絡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讓我們得以用更加多元化的角度來審視城市人口戰爭，為房地產行業城市之間的選擇帶來參考意義。

零和博弈——漸行漸近的城市戰爭

                                                                                                                  內生性人口紅利的趨緩

回顧我國快速發展的30年，本質是人口紅利加速釋放的30年，這期間我國總人口凈增加了3.24億，其中15歲至64歲的人口數量保持了12年的連續增長，人口紅利的快速釋放也加速了城鄉的聚集，2014年人口密度也比1980年增長了38%，城鎮化率從80年代初不到20%的水平晉升至50%以上，帶動了人口布局的重構，也推動了城市群發展以及房地產行業的需求釋放。

但進入“十二五”末，人口紅利的可持續性已經成為各個學界關注的問題。一方面，人口總量增速開始下行，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下降至5%以下，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另一方面，勞動力人口占比也出現拐頭，撫養比正逐步抬升。我們此前在年度策略中做過測算，主流城市的購房年齡段主要集中于25-34歲和35-44歲，這部分人群從2015年開始，占比下滑斜率將逐步加大，雖然我們認為在2025年以前，25-44歲人口的總量依然可以穩定在4億左右，但從大趨勢來看，人口紅利的下降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話題。

                                                                                              9%對33%，城市之間的人口爭奪戰

事實上，即使在人口紅利持續釋放的21世紀，城市之間的人口爭奪戰就已經開始。根據北京BCL的街道精度的數據研究，全國39007個鄉鎮街道的平均密度為873人/平方公里，到2010年則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人口增長的趨勢延續，但是這10年間依然有33%的街道人口密度出現了下降，而出現大幅增長的街道僅有9%。

這說明即使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一直都伴隨著充滿集聚效應和極端分化的過程，這當中城市邊界的增長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這個現象將會在未來人口紅利趨緩的過程中日趨明顯，如何在接下來的10年中選對城市，掌握剩余人口紅利，將是房企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研究這其中人口遷移的方向和原因是我們這篇報告的價值。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內，由于實行計劃經濟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許農村居民遷入城市，我國的人口遷移和流動數量較少。從80年代開始，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超大規模剩余勞動力成為全國城鎮化的主體力量，人口紅利得以釋放，因此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梳理我國人口遷徙趨勢的變化。

上世紀80年代人口遷移：鄉鎮企業發展推動補償性高峰

在經歷了60-70年代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改革后，上世紀80年代進入恢復性城鎮化階段，知識青年和下放干部返城帶來了城鄉遷移的浪潮，尤其在1984年后，國家逐步放寬對人口遷移的制度限制后，允許農民自理口糧在小城鎮落戶，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創造了條件。據統計，1979年至1981年我國人口省際凈遷入量為626萬人，凈遷出為107萬人，遷移活躍度較70年代明顯提升。

當時的人口遷移表現具備以下特點：1、人口遷移還主要集中在省內。1985-1990年全國平均省內遷移率在20-30%左右，其中廣東省省內遷移率達到40%以上；2、地區之間的遷移活躍度分化明顯?？傔w移率（Z）高的北京達到74.2%，而（Z）低的河南只有12.4%。

流遷人口的活躍也推動各個地區人口區域的變化，直轄市、沿海城市以及部分非農城市開始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百萬民工下廣東”的民工潮開始顯現，折射出改革開放進程對我國人口再分布的直接影響，而中西部省份以及東北省份向東部沿海城市遷移的趨勢也在當時開始形成。

從區域來看，北京、上海、天津、廣東等東部省市的人口吸引力開始初步彰顯，而人口遷出（Z）大的省市包括四川、浙江、黑龍江等中東部區域，“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成為當時小城鎮發展模式的典型。